又如一百多年来将法律关系片面解说为权利义务关系的提法，也应该被法权关系的提法所取代。

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我们所说的人民共和政治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多年的实践和价值，人民共和就是各种不同政治力量能够和睦相处。

中华旧法系是两个一层楼结构，而中华新法系是两层楼结构。[1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54-456页。为了社会稳定，就要确立天子的权威。但是古圣人留给我们几个道德的概念，什么义、什么诚、什么仁，这等范畴，总可以说是永久不变的。党政领导分开以后，不意味着削弱党的领导，而是集中力量加强党在路线、方针、政策方面的领导作用和监督作用，从而改善党的领导。

[32]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6-177页。西周时期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与党内法规严于国家法律的精神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对于那些选择将自己沉浸在某特定传统中的人来说，这种理论则是不可能的，其原因就在于传统已经构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

每个人作为公民是具体某一个国家的公民，现实的公民权利和公民义务都是国家所赋予的，然而，在经济全球化和核武器可以毁灭全人类的时代，哪个国家也不能独善其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是最高的。[73] 柯华庆：《论香港为何应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载于察网智库微信公众号2019年9月20日。王霸大一统文明是复合型文明，是中原农耕文明、北方和西部游牧文明及其西南山林农牧文明的融合。[58]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35-139页、151页。

人在自然属性上与动物没有区别，人在自然能力上还不及有些动物：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荀子·王制》）。中华新法系既是中华旧法系的延续，更是中华旧法系在全球化时代的新生，中华新法系还将会随着人类的未来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

具有一人之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特点：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中华新法系需要考虑到三种文明并存的现实，既要看到三种文明之间的冲突，更要引导三种文明的融合。对于一般党员来说，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范是愿望的道德，是党德，但对党员领导干部来说，则是义务的道德，是党法。秦始皇运用法家统一了六国，建立了郡县制。

[115]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3页。[40]人们通常认为，中国人和西方人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西方人是个人主义的，中国人是家庭本位的。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七五宪法是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七八宪法是拨乱反正时期通过的宪法，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都是短命。作为领导党的中国共产党是全体党员，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由国家政权中的一个个党员组成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两个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和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如果资本主义国家不想因为社会群体的两极分化在党争民主制中分裂，那么自由民主法治就应该被人民民主法治所替代，而人民民主法治要求党导立宪制，[140]这就要求一个具有道德性的领导党出现，就必然模仿中华新法系。

党的全面领导不仅仅包括一国两制国策下对社会主义地区的领导也包括对香港、澳门和台湾的领导，只不过领导的方式不同而已。以简单的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的划分是不能清晰地区别社会主义大一统与封建主义大一统，因为表面上看来都有一个核心，社会主义大一统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及其党的总书记，封建主义大一统的核心是皇帝。

在传统儒家哲学中，道主要是指一种理想的人格或者理想的社会图景，德主要是指立身的根据或行为准则。1999年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五条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义务的道德确立了使有序社会成为可能或者使有序社会得以达致其特定目标的那些基本规则。罗马帝国时代哲学家普罗提诺的名言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说出了所有人的混合性，然而，普罗提诺对人性的判断将所有人看成是同样的，而且善（天使）和恶（魔鬼）都是占一半则值得质疑。法家所主张的法治大一统是一人之下人人平等的大一统。

[39]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明确提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明确提出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

近代以来，中华古文明面对西方军事、经济和民主法治的激烈挑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之后新生为中华马克思主义，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华古文明经过一百八十多年西方文明的冲突与融合，逐渐形成了中华新文明。俞荣根总结了两千年来的中国社会心理：理想的法合天道与现实的权大于法相冲突、相交织，长此以往，形成为一种社会心理：一般情况下认可王法，当个顺民。

董仲舒讲的天人感应，形式上是神学目的论，而实质上还是儒家的政治哲学。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根据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地位高，重礼轻法是必然的。周平王在同西方犬戎等部落的民族竞争中落败而东迁洛阳。陈顾远在《儒家法学与中国固有法系之关系——关于中国固有法系回顾之一》（1936年）中明确提出，儒家思想支配中国历史数千余年，其间固有盛衰，但上而君主为治之道，下而人民处世之法，要皆未能绝对有逃于儒。

通过合作，进化中才产生了富有建设性的一面，从基因到有机体，从语言到复杂的社会行为。任何社会都需要标本兼治，德治与法治并行不悖，现代社会也不例外。

[109] 何勤华、孔晶：《新中华法系的诞生——从三大法系到东亚共同体法》，载于《法学论坛》2005年第4期。人民共和是党规国法一体化的政治制度，党规国法一体化是人民共和的法律制度，社会主义道德是党规国法一体化的自然法，共产主义道德是党规国法的最高自然法，社会主义道德是党规国法的自然法。

武昌起义爆发后，迫于内外压力，起草宪法的权力正式由钦派大臣转移至资政院。政体是否是优良的政体不在于统治者的人数，而在于统治者是为了自身利益行事还是为了整个共同体利益行事。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国家如果希望为所有人哪怕是几乎所有人主持正义，必须允许他们拥有很大的自由，以便于他们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安排自己的生活。领导党和执政党的区分使得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有了更清晰的认识。[32]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6-177页。

国家政权系统中有中共党员干部、非中共党员干部、中共党员领导干部和非中共党员领导干部。西周之所以有这样的治理原则是基于亲疏有别。

马小红教授认为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同时也是传统法的核心，[130]我们认为党规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习近平说：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张天权、居正等也提出新中华法系必须以三民主义为最高指导原则。这一点应该是中国法系的生命所在，至少应是中国法系的时代适合性。